2012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内部结构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的占比正在下降，而其他的非信贷融资如债券融资、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的比例正在逐渐增加。

　　社会融资规模内部各项指标的变化，也逐渐开始影响货币政策。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曾在近期发文指出，我国货币政策能有效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也会对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指标产生较大影响。他认为，中国特定的货币政策传导决定了需同时关注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两个指标，即应从负债方和资产方同时考察货币政策的传导。

　　2012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1—11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4.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6万亿元。11月社会融资规模1.1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0.18万亿元。根据央行的统计数据，2002—2010年，社会融资规模呈现出快速增长，从2.01万亿元增长到了14.02万亿元。然而这一增长在2011年戛然而止，当年的该数据只有12.83万亿元。目前，该数据全面超越了2009年和2010年的经济扩张期社会融资规模。不少业内分析师认为，仅仅从银行信贷已经无法判断经济回暖的真实情况了。

　　在2012年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稳健的货币政策符合市场的一致预期，“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提法则是首次，颇为新颖。分析人士指出，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符合目前实体经济的需求，规模扩大的同时也要注意内部结构的调整，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回顾以往提法，2010年12月和2011年12月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2011年3月和2012年3月两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定调均是“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而此次提出“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则是首次。

　　光大银行首席宏观分析师盛宏清分析，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契合稳增长的需要。目前宏观经济领域取得阶段性稳定，但是微观领域的信心和企稳迹象还需要稳健中略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巩固。因此，适当扩大融资总规模符合微观经济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新着中指出，“货币供应量这个指标，在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已被弃用”，所以需要“利用所有能够得到的信息来作出判断”。社会融资规模因此被引入国务院和央行的决策，因为该统计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证监会、保监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

　　毫无疑问，社会融资规模是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见于官方文件不过两年的时间。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部署2011年一季度工作时也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

　　目前，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等多个指标。

　　金融危机以来，央行独立性缺乏始终遭学界诟病，特别是较为被动的汇率和利率政策，使得央行掣肘于无法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一位人士坦言，随着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化，央行职权在缩小，况且包括利率调整、货币供应量等重要指标都由国务院决定的。伴随着金融脱媒，债券、信托、影子银行和民间金融的兴起，央行却没有相应的工具和手段进行宏观监控和调整，而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显然为央行独立性增强和职能完善开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