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劳动合同法有问题，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我国经济，下一步应该调整劳动合同法，体现劳资双方平衡。此外，楼继伟在演讲中表示，工资过快增长降低了投资意愿。楼继伟提出，我国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严重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体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而且现在越看越明显，倒霉的是劳动者。换言之，楼继伟言下之意是现今劳动法过于偏向员工而不利于企业发展。由于其没有认识到社会中存在的企业隐性剥削员工现象而引发网友一片嘲讽。
   杨伟民：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提出，处置僵尸企业要起到减少过剩产能的作用，地方政府不能因为就业而保护当地僵尸企业。 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处置僵尸企业，应从钢铁、煤炭先动手。同时，应由中央给予财政补贴，地方政府停止各种财政补贴。大学毕业生，中等职业毕业生，农民工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是高收入群体，是低收入群体，他们是真正住房的刚需，所以为他们创造居住条件，必须要建立新的住房制度。
   易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时间，有短期、中期、长期的含义。需求侧主要关注短期调整。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当下官僚主义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现象比比皆是。企业活力更多来自企业家精神。而来自政府的官僚主义，会削弱企业家精神。因此，在推进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必须简政放权。
   周小川：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性问题，结构改革也是价格改革，中国政府应该在市场失效环节发挥更大作用。不见得政府定价能做得更好，例如成品油。供给侧和需求侧应该相互配合。目前由于债务和赤字较高，很多国家的财政政策空间很小。对货币政策和凯恩斯的依赖过渡，应当更加侧重对供给侧改革的思考。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表示，最近一个月，出现所谓改革空转：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这样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了修辞，要引起足够警惕。 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是领导决策思路的重大转变。这些年来，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不断提高，已经超过警戒线。经济减弱的原因都在供给侧，人口红利消失，投资效益递减，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不应在于需求侧，而在供给侧。
   刘世锦：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有观点认为去产能会影响产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速，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去产能只会影响价格和产量。 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经济很大可能触底。最近有声音唱空中国经济，这是不合理的。“去产能”必须抓紧，不能拖也拖不起。他认为“去产能”很大程度上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问题，要用改革的方式而不是照顾的方式。要警惕将大的国有企业“拉郎配”，捏在一起重组，并不能解决问题。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按照去年全年销售面积测算，目前中国房地产库存消化需6-7个月；然而如果加上在建房屋面积73.5亿平方米的中等口径，库存消化需5年零9个月；加上大口径待开发面积，库存消化需6年零5个月。目前三四线城市化解房地产库存难度很大，但具体怎么化解，还找不到具体办法。在三四线人口净流出的地区要控制房地产用地的供给量。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经济活动人口增速2017年将负增长，去年开始农村劳动人口转移已经为零。 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保护政策，不是干预政策。2011-2012年，我国新成长劳动率每年在递减，这部分人口的递减，使得人力资本存量改善会放慢速度。因此，要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主任李扬指出，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值得关注，其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去杠杆会产生极强的经济紧缩，以稳定经济为第一要务的当局不可能容忍这一事态发生。 政府或央行承接债务，短期可行，而且或许是唯一出路，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长期风险甚大。
   张曙光：经济学家张曙光在会上表示，不能报喜不报忧。喜在结构调整有一些变化，忧在工业增长6.2%有点问题，52个行业增速负增长。债务危机和汇率风险值得警惕。需要分散决策。
   王小鲁：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目前的货币政策不能说稳健，只能说宽松，M2增速比GDP增速高近7个百分点。实践已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解决经济疲软是无效的。用继续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增长疲软的问题，可能会增加很多问题，带来重大风险。
   李稻葵：前中国央行顾问李稻葵指出，中国此轮汇改的时间窗口已经关闭，应以稳定为主。
   朱云来：朱云来指出，现在经济需要老百姓(603883,股吧)消费，需要政府投资。7%经济增速只需要4万投资，从1月信贷数据来看，已经可以达到了，但实际却没有达到。我们反思一下，需要这么多投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