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由江苏省苏商发展促进会主办的“2016(第十届)全国苏商领袖年会”在宁隆重举行，本次年会以“问路十三五：改革势能与苏商动力”为主题，向世界展示“苏商力量”、“中国活力”。
 
    围绕“十三五”布局，“供给侧改革”备受苏商关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出席了本次年会，作为早在2012年就提出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的权威专家，他就《供给侧改革与可能出台的政策》做了主题演讲，为苏商转型发展拨开迷雾，厘清脉络。
    江苏是制造业大省，改革开放以后，从上海和国外转移来的产业，最终在江苏形成很强的制造业力量。
    这一次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还是企业。今天我想讲几个问题，中央为什么提出供给侧改革？对企业有什么影响？未来还会出台哪些政策？

从“需求侧”到“供给侧”
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主要采取凯恩斯的管理办法，即需求侧。经济过热就收紧贷款、收紧项目、收紧规模、减少赤字；经济过冷，就上项目，发债券，扩大财政赤字。
    那么，中央为什么突然就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
    今天如果我们再大量投放货币、大量上项目，那么结果就是过剩。2015年以来，经济调控遇到了难处。一方面，再来一轮刺激可能让过剩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国家也担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让货币到达实体经济，而是流入股市或流到国外。
    凯恩斯需求侧的管理工具现在已经失灵了，这样就不得不转向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

三座大山
把实体经济挤到墙角

 

    当前，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重，主要包括三大成本——
    首先是税费成本。从1995年开始到2014年，我们的GDP增长了大概10倍，但是税收大概增长了近20倍。
    其次是社保成本。企业雇一个人，按照国家法律，五险一金占到工资总额的42%到45%，发他1千块钱工资，你就要替他交400多块钱。
    最后是借贷成本。2014年有三组数据飞速增长：1995年，全部银行借贷利润才几个亿，到2014年，银行的借贷利润是1万8千多亿；在银行转给信托、小贷、租赁、财务公司等中间环节的过程中，从企业收到的钱有1万亿；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和集资，这个利润也是1万8千亿。
    这三座大山把实体经济挤到墙角，紧迫性就在这里，现在如果不降成本，2016年会出现大量企业死亡的问题。但我非常欣慰，苏商的制造业能有今天真的很不容易。

当务之急
增加劳动人口

 

    我们今天遇到的供给侧改革和当年英美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当时英美是滞胀，也就是经济下行、高失业率的同时伴有高通货膨胀率，但我们遇到的是“滞缩”，PPI已经连续45个月下跌。这是因为，当年美国人口变动是一个非常缓和的过程，而中国的生育政策导致人口下行非常快，经济上则体现在总需求减少导致物价下降、劳动力减少使得经济下行。
    中央这次人口政策的变动，是最大的改革。这一轮经济下行，可能有60%的权重是由人口增速下降、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
    应当把人口生育政策和人口流动政策纳入供给侧的政策和改革。如果没有人口的政策，过剩会加剧，供给侧的政策发力越多过剩越严重。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人的供给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是劳动力供给侧要素的重要来源，现在对经济危害最大的就是劳动力的供给拐点。
     所以首要的是尽快调整人口政策。估算下来，“十三五”期间，如果每年新增300万人口，就能新增1500万人口，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6万亿-7万亿，到了“十四五”期间，这一数字可能翻倍，增加3000万人口。

未来将推行哪些政策？
机会都在这！

 

    理解供给侧改革，我认为应该分三个层次：一是短期政策，二是中长期的改革，三是创新和结构调整。
    短期政策解决什么问题？企业高成本问题，这就是我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降成本。
    具体到财政政策的改革，一是减税，比如增值税、所得税；二是提高小微企业的税收起征点，现在每月3万，能不能提高到8万？三是降低社保费率，可以降到30%。四是清理收费，从2014年的数据看，在土地出让金之外，政府的各种行政收费在32000亿元左右，企业负担沉重。
    但财政政策需要做的，不只是减税。一是供给侧的减税降成本要和需求侧的发债相配合，否则基层政府就运转不下去了，养老金就不够了。现在中国财政赤字水平只有百分之两点几，我认为需要上升到3%。二是税收应该有增有减，比如财产性的税收应该要增，既可以缩小财富差距，也可以补充减税减掉的部分。三是需要变卖部分国有资产，补充养老金医疗金的缺口。
    另外就是货币政策。美元在升值，央行要保卫人民币，保卫股市，可能会继续降低利率。有个事情一定要做，即银保问题，银行为了把钱放出去，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把好企业、差企业都召集在了一起，银行保了一圈。现在银行为了降低坏账率，担保企业转轨，最后差企业把好企业搞死。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会发生系统性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金融改革，打破目前大中银行的垄断格局。现在很多大银行成了国有粮店，倒粮票，倒到黑市上，最后成立一些信托和小贷公司，这样一弄，实业就没法活了。国民经济中的融资高利贷化之所以形成，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银行的高度垄断性。几千万买家对应为数不多的“中农建工交”银行，再通过各种服务理财信托等表内到表外的环节流动，垄断导致资金分布和最终的价格扭曲，所以中小企业贷到的总是高利贷资金。此外，大中银行为了规避风险，愿意把款先贷给信托、租赁、国有企业财务公司、村镇银行、典当行、小贷公司等，这些都成了从大中银行低进高出的非银行倒钱金融机构。其次，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投资短期化、高利化、赌博化的心态，由此一些融资机构和单位允诺高利率、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式集资，开地下钱庄，也对利率的不合理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银行体制要改革。
    创新和结构调整，主要跟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创业创新有关，比如中央提出的“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新产业的扩张、新产品与新服务创造新的需求来带动经济。创新和结构调整是长期的事，但一定要由市场来调节，政府少干预。比如说压产能，不是说政府去把产能关停压下去，而是需要考虑一些市场的手段，通过并购、重组、优化的方式。
    另外我还要重点提的是，2017、2018年可能要推出房产税，因为其他国家60%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房产税，当然房产税会遇到什么阻力？征到的程度如何？汇率怎么定？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估计，土地卖不出去，房屋需求不行，最后中央不得不开房产税这个闸门。一旦这个闸门开了，又会对经济引起新一轮的复杂影响。